在当今社会，房价问题如同一片沉重的乌云，笼罩在无数人头顶，成为生活中难以承受之重。然而，你或许想不到，这并非现代社会独有的难题。千年前的大宋王朝，也曾面临房价飙升的困境，就连一代文豪苏轼，都在首都的高房价面前望而却步，发出无奈的叹息。
宋朝，商品经济蓬勃发展，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，人口大量向城市流动。据经济史学者包伟民估算，北宋后期，汴京市区的人口密度约为 12000—13000 人 / 平方公里；南宋淳祐年间，临安府市区内的人口密度约为 21000，咸淳年间，甚至可能达到 35000。与之相比，今天纽约、伦敦、巴黎、香港的人口密度大致在 8500 以下，东京与广州市区的人口密度为 13000，北京约为 14000。如此高的人口密度，使得大城市的住房供不应求，房价随之水涨船高。北宋前期，汴京的一套豪宅少说也要上万贯，一户普通人家的住房，叫价 1300 贯；到了北宋末，京师豪宅的价格更是狂涨至数十万贯，以购买力折算成人民币，少说也得 5000 万元以上。宋人不禁感慨：“重城之中，双阙之下，尺地寸土，与金同价，非熏戚世家，居无隙地。”
展开剩余76%苏轼，这位名震古今的大文豪，26岁踏入仕途，开始了他的为官生涯。初入官场时，他担任的官职级别较低，俸禄自然也不高。即便后来官职有所提升，如当上了水部员外郎，相当于副市级官员，但面对京城高昂的房价，依然力不从心。在京城为官多年，苏轼一直带着寡母和妻儿借住在衙门大院里，也曾租住过破旧的民房。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无奈地写道：“嗟我来京师，庇身无弊庐。” 意思是在京城工作这么长时间，却一直没有自己的容身之所，只能在小胡同里租房度日。
苏轼一生宦海浮沉，辗转多地任职，薪资状况也随之起伏不定。在一些时期，他既要为亲爹苏洵偿还房贷，又心怀苍生，想着赈灾做慈善，因此即便有一定积蓄，也难以在京城购置房产。随着年龄增长，他的薪水不断下滑，职田也被没收，买房的希望愈发渺茫。苏轼的弟弟苏辙，对房子之事同样感触颇深。他在诗中自嘲：“我生发半白，四海无尺椽”“我老未有宅，诸子以为言”。苏辙参加工作几十年，直到七十岁那年，才在开封南边的许昌买上房子，而为此耗尽了一生的积蓄，还自责 “我老不自量”，到了这把年纪还沦为房奴。
其实，苏轼并非没有买房的机会。他曾有在江宁（今南京）买房安家的打算，王安石晚年居住在金陵时，就曾劝说苏轼在江宁买房，两人比邻而居，常相往来。苏轼也曾写下 “劝我试求三亩宅，从公已觉十年迟” 的诗句，表达出对在江宁购置田宅的向往，甚至根据当地地形地势，亲自设计了 “高处建舍，低处辟田” 的庄园格局，并打算将其取名为 “稼轩”，自号 “稼轩居士”。然而，种种原因导致他最终未能实现这一计划。
在京城买不起房，租房便成了苏轼的无奈之选。但宋朝的房租也并非普通官员能够轻松承受。从苏轼的文章诗词中可以看出，当时一般住宅一月的租金，大概是社会平均薪资的 10 倍。宋朝租房分为公租房和民租房，公租房由政府直接建造出租，价格昂贵；民租房质量参差不齐，房租同样居高不下，因为房东也要向政府缴税。苏轼曾对学生吐槽，刚到黄州家底就耗尽了，原因便是京城房租太贵，根本存不下什么家底。翰林学士章珉也曾描述房租之贵带来的焦虑：“望月初请料钱，觉日月长；到月终供房钱，觉日月短。” 月初盼着发工资，觉得时间过得无比漫长；而到了月底交房租时，又觉得时间飞逝，工资转眼间就没了。
除了购房和租房的困扰，苏轼的家庭开销也十分庞大。作为名门之后，他在京为官时，家中少不了配置数名杂役仆人干粗重活计。即便被贬官后清减用度，一家上上下下仍有十来口人，经济来源主要依靠苏轼的俸禄。一大家子的吃喝拉撒、穿衣住行，每一项都是不小的开支，这也让苏轼的经济状况愈发捉襟见肘。
尽管在买房这件事上遭遇诸多挫折，苏轼的一生却充满了传奇色彩。他仕途不顺，从 26 岁入仕到 66 岁去世，一直在宦海中沉浮，大半辈子被贬谪到偏远的地方做小官。特别是 45 岁时因 “乌台诗案” 而下狱，出狱后被贬到黄州；59 岁时被贬往惠州，62 岁时更是被贬到儋州（在今海南省）。当时的儋州还是蛮荒之地，“食无肉，病无药，居无室，出无友，冬无炭，夏无寒泉……”。但苏轼始终保持着乐观开朗的心态，热爱自然，喜欢游历，贬谪生涯让他见识了无数奇异风景和各地风土人情，也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。他的诗词文章，如《念奴娇・赤壁怀古》《水调歌头・明月几时有》等，至今仍广为流传，成为中国文学宝库中的璀璨明珠。
苏轼的经历，让我们看到了在高房价压力下，古人所面临的困境与无奈。他虽未能在首都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，但他的文学成就和人格魅力，却如同璀璨星辰，照亮了历史的天空。同时，也让我们反思当下的房价问题，以及在追求物质生活的过程中，如何像苏轼一样，保持一颗豁达乐观的心，不被困境所打倒。
发布于：江苏省炒股杠杆网站.在线配资交易网址.申宝配资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